回帖：四十四、黄帝“迎日推策”是怎么回事？
按《史记•五帝本纪》所载，黄帝有“迎日推策”、“顺天地之纪”的事迹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迎日，即迎日月而察朔望；策即历数；推，即是推算。迎日推策，也就是观察日月而推算历数，以此来确定农时节气。有了历法，知道了一年当中春夏秋冬的准确气候变化，才能按天时以耕种。按天时依节令而适时耕种，即为“顺天地之纪”。按古史料所载，黄帝曾命羲与和两人占日，命常羲占月，令大挠造干支，让容成造历法，各有分工，各尽其职，是有着专门班子和配套组织机构的。如司马贞在《史记•历书》注释中引《世本》言：“黄帝命羲、和占日”：常羲，为娵訾氏女，帝喾之妃，以善察月之晦、朔、弦、望而著名。常羲，古书又作尚仪。《吕氏春秋•勿躬篇》云：“尚仪占月”，毕沅注：“尚仪即常仪，古读仪为何，后世遂有嫦娥之鄙言”。如此，后世所传的所谓“嫦娥奔月”神话故事，即由常羲占月演化而来；《吕氏春秋•尊师》有“黄帝师大挠”之记。《世本•作篇》有“大挠作甲子”之载。宋注云：“大挠，黄帝史官”；《淮南子•修务训》曰：“仓颉作书，容成造历”。高诱注云：“容成，黄帝臣，造作历，知日月星辰之行度。”……
黄帝之后，历代都设有观察日月星辰之官。最初，又都沿习旧制，往往以羲，和、常羲之名名之。如《尚书•尧典》载：“（尧）乃命羲、和，钦若吴天，历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时。……日中星鸟，以殷仲春。……日永星火，以正仲夏。……霄中星虚，以殷仲秋。……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……帝曰：‘咨！汝羲暨和！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’。”在《胤征》篇中，还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夏朝太康之后，羲和失职，成了嗜酒如命的醉鬼，成天价喝得云三雾四，以致严重地影响到对天文的观察，不仅在历法推算上乱了甲乙，甚至连日蚀也未能及时准确地预报。仲康即帝位后，就命胤侯到羲和所居之邑，将其治罪。后来，各朝代虽都设有主管天文观察和历法制定的官员，其官名就不一定按照黄帝时的旧制，称做“羲和”了。至汉朝，王莽篡权，打出复古的旗号以实行改制，又曾以“羲和”之名命名官职，相当于主管太史的职务。
我国从轩辕黄帝之时起，历来就对天文，气象的观察十分重视，其原因是同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我国的农业生产有着极悠久的历史，早在距今7000多年以前的裴李岗、磁山和大地湾文化遗址中，就发现有腐朽的粟粒、黍及油菜籽残骸。安志敏在《略论华北的早期新石器文化》一文中，依据丰富的考古资料指出：“以粟、黍为代表的耐旱作物因适宜于黄土地带栽培，构成华北农业的基本体系，对我国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”蔡莲珍、仇士华在《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》一文中，通过对陕西西安半坡、宝鸡北首岭、武功浒西庄、山西陶寺，山东莒县陵阳河、烟台石村及甘肃庄浪徐家碾等10个遗址20多个标本的测定、分析而得出结论说，“考古发掘研究的结果说明：到仰韶文化时期农业已经相当发展，粟（小米）是主要农作物之一。”在新石器时期，我国种植粟、黍痕迹的发现，已遍及黄河流域的陕西、河南、河北、甘肃、山西、青海、内蒙古各省地。东北地区，甚至台湾省早期遗址中也有发现。
要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，不顺天时，不应地利进行种植，而违背自然规律，是根本不行的�